《昭通彝族史探》一書為昭通彝族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fā)展勾勒出了一個大體的輪廓。這個輪廓大體可分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遠古時期，從原始社會時期，昭通智人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而從公元前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到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左右，昭通已經進入原始社會，不少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和房屋基礎反映了當時的生產狀況生活狀況，說明農業(yè)和畜牧業(yè)已成為當時的兩種主要生產方式，人們已經形成村落群居，進入了父系氏族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上古時期即杜宇時期，這段時期是東周的春秋與戰(zhàn)國交替之際，約公元前４００年左右，部落首領杜宇后裔分為六個部落，形成為彝族的六祖，其中糯、恒二部留在昭通一帶。這一時期的末期也就是東漢時期，在這段時間，在昭通本土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朱提文化。第三段時期為中古時期，即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東爨烏蠻時期到宋元時代的烏蒙時期，這段時期長達千年，這段時期都是屬于彝族部落統(tǒng)治時期。這段時期用烏蒙并列的部落有芒部（鎮(zhèn)雄）、烏撒（威寧）和悶畔（東川）。這段時期昭通的社會形態(tài)應屬于奴隸制社會，但在晚期，商業(yè)貿易有所發(fā)展。第四段時期是元明清時期，這段時期昭通彝族社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是在元代確立了土司制度，使昭通既歸屬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又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性質。而到了明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便開始逐步推行“改土歸流”，但并未強制推行，而是要求土司承認自己是朝庭委派的流官，服從調遣。而到了清代雍正時期，鄂爾泰在昭通強制推行“改土歸流”，于是釀成了血腥的屠殺。但“改土歸流”后也給昭通的社會結構帶來了很大的變化。第五個時期即清末到民國時期，通過對龍云、盧漢一些重點的彝族人物的介紹，敘述了他們而對于昭通的發(fā)展，云南的發(fā)展所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歷史功績和在解放戰(zhàn)爭末期舉行起義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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