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全球化》法文第一版引起了兩類讀者的關注：第一類是教師和年輕學者，他們在《資本全球化》中讀到了對全球化的解釋以及對資本主義“國際產業(yè)經濟”這一發(fā)展階段的初步描述；第二類是政治活動家、工會或其它協(xié)會的積極分子，他們很贊同我和“那些第一反應不是去適應現(xiàn)存的秩序，而是通過辯論的方式盡可能清楚地認識它，并最終勾畫出不同于現(xiàn)行道路的其它道路的人”（第一版，第31頁）進行對話。然而，這方面的辯論取得了應有的進展嗎？我認為沒有。我和維尼亞·弗萊斯特（Viniane Forester）不得不承認，我們?yōu)槟壳耙环N殘酷的“缺憾”而深感痛苦。所謂缺憾倒不在于缺少任何形式的斗爭，而是缺少任何批判性的商榷和知識界有組織的回應（《經濟大恐怖》，第164頁）。1995年11月和12月，為抵制阿蘭·朱佩政府的政策而掀起的大罷工和游行斗爭（有人說它們是對全球化的第一次反抗行動），本可以也應該成為辯論活動的起點。然而由于諸多的政治和社會方面原因，結果并非如此。因此，必須等待比1995年更猛烈的活動或者更嚴重的事件的到來。在此期間，應當繼續(xù)充實和豐富有關思考。我在1994年撰寫《資本全球化》時是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fā)的：從本質上講，資本的全球化構成了生產性資本國際化運動一個新階段。我還在書中添加了兩章，用來說明金融實力的突起。不過，盡管談到了金融的不穩(wěn)定性和實際正利率的作用，但是對世界資本主義整體運動的解釋以及對90年代出現(xiàn)頹勢的分析，更多地是基于產業(yè)資本而不是金融資本的運動?，F(xiàn)在，情況則有所不同?！顿Y本全球化》再版的主導思想有二。首先，如果想了解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運動，就應該從金融領域出發(fā)，而不能僅僅從產業(yè)資本的運營入手。其次，我們面臨的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運行方式，或者說一種新的“積”累制度”。在這種積累制度中，財富的創(chuàng)造明顯變得緩慢，與此同時，有產階級對收入分配的索求空前增大，手段也空前的強硬。股票和債券（它們屬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描述的“生息貨幣資本”）持有者的苛求尤為迫切。食利資本曾受到凱恩斯的抨擊。在食利資本引導下的資本主義是否在中期或者至少短期內還會有生存能力呢？凱恩斯認為不會?；?0年代的政治背景他對食利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后果感到非常的悲觀，在對世紀即將到來之際，食利資本主義會有別的出路嗎？如此設想其實毫無根據(jù)。那么，現(xiàn)在的問題是，應該等待著該體系走向死胡同，還是不失時機地立即尋找一條建立在別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上的出路，一種把其它需求放在首位的制度。今天，背負著新積累制度的最沉重擔的人，是終身失業(yè)者、是像犯人一樣生活的年輕人（他們在資本主義各地的產業(yè)后備軍中處境最劣）、無身份證者、無家可歸者和被剝奪了各種權利的人。這些人顯然不能等待。難道受雇傭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可以等待嗎？在1995年的罷工集會中，公共部門的一部分工人對這種可能性表達了嚴肅的疑慮。遺憾的是他們沒能觸動他們的領導人。如果我們的假說是正確的，那么受到質疑的就不該是正在進行的“技術革命”，而是新積累制度的各種原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并不存在什么“勞動末日”問題，而是體制的社會與政治基礎的問題，因為在這種體制下，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分配已不再從滿足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的基本需求出發(fā)。由于就業(yè)“不足”而一味地瓜分就業(yè)，卻不去尋找財富創(chuàng)造不足的原因，這不過是對擴張不足（如果不說相對收縮）的體系另一種形式的且更不易為人覺察的“必須適應”的做法而已。如果人們站在全球角度，就會看到問題已經變得非常迫切。鑒于有關全球化的辯論已日益推進，《資本全球化》借再版之際重新撰寫了引言。根據(jù)金融領域支柱作用的假說，第一版的第十章在本版中改為第2章，內容當然也有一些實質性的修改。最后一章全部重寫，并對新體制作了總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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