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周恩來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豐澤園內(nèi)第一次見伯伯，他與爸爸長得真像；火車站上第一次見七媽，引起了一個“親媽”的故事。1949年6月30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帶我登上天安門。
我好幾次提著在中南海撈起的小魚小蝦作為“進貢”，和毛主席一起午餐。不知哪根弦動了，我跑回屋取來自己珍愛的紀念冊請毛主席題詞。毛主席笑著答應(yīng)，說：你是個學(xué)生，我給你題一句：好好學(xué)習(xí)。我和李敏、李訥一起學(xué)會了騎自行車。我真羨慕李敏、李訥穿的彩色花布連衣裙，叔叔領(lǐng)我去做了兩身布料小西裝，伯伯看我穿第二身時大聲問：怎么又一套？浪費！
第二章 西花廳的手足情
為了媽媽能工作，大弟秉鈞和大妹秉宜都住進了西花廳。爸爸的歷史問題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隱痛。
我的爸爸并非對革命沒有丁點兒貢獻，但正因為他是周恩來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聽從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遠的遺憾。
閃亮的金耳環(huán)，道出了朱大娘的“皇親國戚”緣。媽媽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媽寫來的數(shù)張便條。
伯伯、七媽要求我們自強自立，不能因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伯父身為國家總理，仍不忘過去的老戰(zhàn)友、老部下，更不忘在地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學(xué)、老朋友。席間對老同學(xué)張鴻誥說：“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稱呼你呀？”“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是1977年由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張鴻誥老先生奉獻出來的。

第三章 敬老養(yǎng)老是伯伯的家風(fēng)
1949年冬天，六爺爺被接進北京城。成了伯伯親自批準聘請參加政府工作的周家惟一的一位親屬。
伯伯又從淮安接來了八奶奶，最后是他為老人家養(yǎng)老送終。
六爺爺思念故鄉(xiāng)，為顧全我伯伯，他毅然斷絕自己回鄉(xiāng)之念。老人過八十大壽，伯伯扎上圍裙，親自下廚房做了兩道家鄉(xiāng)菜：梅干菜燒肉，清蒸獅子頭。
四爺爺、四奶奶在世時就夸我伯伯孝順，我七媽知禮。
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爺爺，最惦著鬧革命的兒子，心甘情愿，獨自孤獨漂泊。
爺爺去世前沒能與我伯伯見上最后一面，伯伯慟哭不已，悲痛欲絕，竟然對我七媽大發(fā)雷霆。
第四章 職業(yè)選擇的標準，就看國家需要
七媽嚴肅地叮囑我：不要想靠伯伯的關(guān)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北師大女附中，我開啟了理想的航船。
蘇聯(lián)《鄉(xiāng)村女教師》的電影牢牢抓住了我的心，我決心要上北京師范學(xué)校，準備當一名中國的鄉(xiāng)村女教師。
我們姐弟六人中，有四個當過兵，伯伯的態(tài)度截然不同，當然原則只是一個：黨和國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如果講出你是周總理的侄女，違反派一定不會隔離審查你的！”我堅持搖搖頭。
周秉德怎么可能是周恩來的親戚？！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要真是，她能和我們一樣受這份罪？
第五章 愛情不能承受之輕
不知真是我長得挺甜，還是太熱情太單純，18歲剛剛工作不久的我，便接到了丘比特之箭。于是，我知道了瀟灑漂亮的伯伯，為什么熱烈地追求長相并不出眾的七媽，也第一次體味到：愛情除了甜美之外，還有更深更豐富的內(nèi)涵。
中蘇關(guān)系的日趨緊張，注定我與留蘇回國的大學(xué)生有緣無分，直到26歲，我還待字閨中。
從“天上”掉下個俊小伙，竟是與伯伯有至交的沈鈞儒老先生的長孫。一個包袱皮包上伯伯和七媽送我的結(jié)婚厚禮，我騎自行車送到婆婆家?；槎Y那天七媽登上三樓送來賀禮，連一直從事新聞工作的姑父范長江也大吃一驚。
第六章 全國“大躍進”，西花廳“門庭冷落車馬稀”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我成為步建密云水庫20萬水利大軍中的一員，在熱火朝天的工地上，我天天興高采烈，斗志昂揚，只是納悶：伯伯和七媽為何一年之中竟有大半年不在西花廳？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那年的上半年，西花廳門庭冷落，“離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伯伯，內(nèi)心寂寞痛苦，在共產(chǎn)黨內(nèi)歷來以自我批評最多的伯伯，寫檢討竟久久踱步，語塞字窮。
在修建密云水庫的工地上，找不到全國“浪漫主義”的“大躍進”，伯伯六次來到水庫工地，從選定壩址到大壩質(zhì)量，一抓到底，至今讓首都受益，從沒打濕首都人民的“衣服”！
第七章 “文革”中飛來橫禍
15歲的小妹乘火車突然來到西安，緊緊抱在懷中的小挎包里只裝一封七媽的親筆信?！鞍职质前胍估锉幻孛艽兜?，抄家的 解放軍只查了爸爸的抽屜，出門前還叮囑媽媽這事要保密，對兒女也不要說，鄰居問起來，就說出遠門了。”
真沒想到，滿月后第一個登門看望的人，正是抓爸爸的人，他一句話讓我定了心：“你爸爸被抓，就因為是周恩來的弟弟！”
第八章 苦澀的輝煌
現(xiàn)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敵人制造的“伍豪事件”的謠言來整你伯伯，但這事中央當時就清楚。我們是幸存者，要想到過去的無名英雄，我們應(yīng)該對烈士、先烈們給以懷念。“文革”結(jié)束后，“伍豪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我對伯伯1972年已確診膀胱癌的實情全然不知。 1974年5月31日我在西花廳與伯伯、七媽共進午餐，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兒童過節(jié)，由衷高興：怕怕難得肯抽時間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覺“充充電”，過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夠精神煥發(fā)，夜以繼日地工作。
我見不到伯伯，卻在電話中對伯伯發(fā)出“聲討”，伯伯坦然地提到：“就是有這一天也是正常的。”可我仍然沒有往這方面想，因為伯伯的聲音仍然充滿著活力！世界上本沒有后悔藥，可是有幾件事，只要一回想起來我就自責(zé)，就后悔。伯伯住院后曾兩次回西花廳，第一次我去見了他，卻沒拍成照片；第二次我因家里有事沒去西花廳，結(jié)果竟成永別！我太意外了，無比堅強的伯伯曾嚎啕大哭！我太震驚了，無比鎮(zhèn)定的伯伯曾受驚挪不動步！我太不平了，忠誠無二的伯伯竟被無情批判“迫不及待奪權(quán)”！我太驚詫了，身患癌癥的伯伯的手術(shù)從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他自己親筆寫報告！ 【媒體評論】